当和尚的情况并不一样，有因触犯刑律出家免祸的，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有因家境贫寒被家人舍身为僧的，如一般寺庙中的小沙弥；有参透人生，悟道为僧的，原本有一定学术根底，又精研经律轮三藏的，则是由儒而僧的儒僧。和尚中被称为高僧的，有不少人出身于儒，但在儒佛两道都有成就的却为数不多。在这一点上，我很景仰的有两位：前有屈大均，后有李叔同。
屈大均生活于明清之际，他在明朝（包括南明）生活了21年，仅仅是个秀才，算不上明朝的遗老；在清朝生活了50年，但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始而以儒者面目出现，传播儒家传统文化；继而又遁迹方外，以传统的逃禅方式来对抗新政权。我看屈大均当和尚似乎不存在“忠明”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深受儒家“华夷之辩”的影响，视清朝为异族，既不肯臣服，又无力反抗，于是就利用逃禅的身份，以语言文字来保存和宣传华夏文化，这种行为当然不容于现政权，但在屈大均生前，清政府还忙于平叛定乱的重大问题，遂使屈大均逃脱了灾难，可在身后，仍然遭到乾隆的明令挞伐，上谕中曾痛斥逃禅的金堡和屈大均“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屈大均虽遭乾隆的冥诛，但仍能以他的名著《广东新语》和《屈沱五书》等传世，而成为岭南儒家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李叔同学名文涛，叔同为其字。出生在清光绪六年（1880年），处于清末民初，上距屈大均的出生整整250年（1630－1880年）。他们有若干相似处，如同处于改朝换代的社会转型期，一个由明到清，一个由清到民国；他们自幼饱受儒家经典教育，都有较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和名著传世，屈有《广东新语》，李有《前尘影事集》；他们的周围都有一批博学多识的精英，屈与著名学者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和毛奇龄等多有往还，相互切磋求真求实之学。李则与王仁安、夏?尊、孟广慧、丰子恺、马一浮等为师友。他们也都性好游历。屈以南人曾北游京师，周览辽东，西涉山陕；李则以北人旅居沪滨，东渡扶桑，布道浙东南闽。综观他们的一生，都无愧于儒僧之称。
但是，他们在相似中也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虽然彼此都经历了社会转型期，可是屈所经历的是从一个封建王朝到另一个封建王朝，而李则是经历了结束封建制度走向共和国的转型，李所承担的社会冲击力自然要大得多。屈主要继承儒家文化，李则不局限于儒家文化，还对佛学、西学、美术、戏剧以及诗词等学无不博涉旁通，较之屈氏眼界更为开阔，思辨力更为深入。李氏的交游也不止是古学之士，而是社会各方人士：有饱学儒士，有文人骚客，有艺人名妓，有释子名流，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铸就了李叔同的各种才能，所以他能不拘小节地潇洒风流，他能吟诗填词绘画作书，他能粉墨登场唱京戏演话剧，真正成为“津沽风流在叔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叔同与屈大均的最大不同处在出世道路的不同，也就是为什么由儒而僧。屈大均的为僧纯出于民族界限，1651年（清顺治八年），当他21岁时，清兵围广州，屈为表示与异民族政权的不合作，即削发为僧，法号今种。李叔同的出世道路非常漫长，几乎是尽一生精力进行层次升华。他的入室弟子丰子恺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的层次升华。丰子恺说：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丰子恺认为人生就是在爬这样一种楼，但他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爬到顶，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循层而上。他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李叔同的升华道路就是从一楼循层而上到三楼的。他分析说：
“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与弘一法师”，见《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第106－1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丰子恺还用喝酒打比方，酒量有大小，酒的品类就不同，李叔同的酒量大，必须喝高粱酒才过瘾，也就是必需到达三层楼才能满足他的“人生欲”。时隔40余年，金梅先生于2000年为《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撰文时也把李叔同的一生划分为三大时期，即才子期、艺术教育家期和高僧期。虽说法不同，但与丰氏说法的精神是一致的。从李叔同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来看，丰、金二氏的分析是合乎李叔同人生实际的。他们的议论也比较平实而不虚夸。但是，我认为不如把李叔同的一生分为在世和出世两期更显示转变的明确，因为丰、金二氏所定的前两期是李叔同徘徊、探求人生的时期，许多时候都是在一二层楼上上下下，可合并为在世期；而到1917年底，他在虎跑见友人彭逊之出家，大为感动，遂拜了悟和尚为师，了悟为其取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次年（39岁）秋，李叔同在西湖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入灵隐寺受具足戒为僧，并以法号弘一行世后，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一次大超越，进入其人生的出世期。在世、出世虽是两大时期，但却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世期所经历见闻的各种苦难所酿造的苦酒，被他慢慢地啜饮下去，推动他向解脱尘世纷扰的境界跑去，终于进入出世期。他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临终时所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就是他参透人生，最后彻悟的总揭示。他想到在世期的种种坎坷不平和人间百态，不觉悲从中来；但又想到自己能以慧剑斩断纷杂无绪的种种情思，一切烦恼涣然冰释而欣悦无比，于是安然生西。
李叔同不论在世、出世，一直以一颗赤红的心悲悯护爱周围的一切。他同情母亲的身世，怜惜母亲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所以一生尽孝来填补母亲的生活空缺。当母亲早逝后，他改名为哀，号哀公，这种悲哀一直延续到他出家。他爱自己破旧的国家，以激越的心情歌唱祖国，写下了《祖国歌》《我的国》和《大中华》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溢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至今犹作为校园歌曲在传唱。他爱朋友，和夏?尊结为挚友。夏?尊的《爱的教育》给当年无数少年以爱的培养；应该说与李叔同的爱心有一定关联而引为同调。他的学生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秉承师脉，呵护生灵，启示人们应有仁人爱物之心。他旅居沪滨，与当地名士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等相交默契，结为金兰之好，称“天涯五友”不时杯酒唱和。他走马章台与名妓歌郎过从来往，并非单纯沉浸于欢乐，从他的赠名妓谢秋云诗中可见痕迹，诗云：“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怅惆为谁颦？”这首诗透露李叔同对风尘人物的同情爱怜，也流露出他的忧时愤世。待他出世后，又恪遵戒律，清苦自守，说法传经，普度芸芸众生。他寻求的虽是一条消极之路，但确实抱着一片爱心引导同好者由此岸走向彼岸，用心至善！
1942年秋，李叔同以弘一法师的身份卒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时年63岁。他吉祥西去留给后人无限哀思，人们同情他起起伏伏的传奇一生，释家钦敬他重振南山律宗这一绝学。坐化后，遗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礼拜。有关他的诗文撰作，屡见不鲜。1980年，赵朴初居士为弘一法师李叔同百年诞辰所写献词尤能概括法师的一生，诗云：“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研究著述也相继问世，年谱、传记、全集、文集，不一而足，多为论述详尽，搜罗较丰之作，不过均以文字出之，对法师主身行事，缺乏形象感觉，似抱微憾。左图右史本为我国记事之优良传统，图文并茂尤为读者所喜爱。近代摄影技术早已传入我国，晚清以还，更行普遍。法师僧俗影像当不在少数，以往每读法师诗文而无图像对照，时望有识之士广事搜罗，成一影集，以飨仰慕者，如亲謦咳。后见沪上有影集出版，惜欠充实。今年为法师120年诞辰，其故乡天津举办纪念会，我有幸获天津地方志办公室所编《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一书，读其行事，见其影像，一生踪迹，跃然纸上，欣悦无已，读之者再。
《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始编于1998年，集津门“弘学”研究者，群策群力，历时二年余，共收录照片550余张，撰文12余万言，另附照片说明，使全书构成以照片为主，以文字为辅，以照映文，图文并茂，特色鲜明的格局。照片内容包括法师影像、书法篆刻作品、书信、驻锡过的寺院以及有关著作的书影等，是一本颇为完整充实的影志。全书按李叔同一生两大时期分为在世与出世两篇，按时间顺序记事，文字清新可读，随文插图，井然有序。末有后世篇为全书附录，以编年体记述法师于1942年化去后之遗响余韵，可备研究“弘学”之参考。此书有英译目录及序言，以便域外人士了解，与时代要求相合。全书不过10余万字，设能全译而对外介绍，使法师更具世界性意义，岂不大善？如条件欠备，何妨将照片简要说明英译，亦有助于西方人士之阅读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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